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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异议说起
19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2]。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4]。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20]。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己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21]。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22]。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