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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铜石并用时代”和“红铜时代”的关系，中国考古学家有自己的界定：“过去一般认为，铜石并用时代是已发明和使用红铜器但还不知道制造青铜器的时代，所以有时也称作红铜时代。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有些绝对化了。不错，有些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只有红铜器而没有青铜……另一些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则有青铜……中国不但在龙山时代有青铜和黄铜，就是仰韶时代也有青铜和黄铜，这当然与所用原料的成分有关，不能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而模糊了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界线，以至于否认中国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9]。与此类似的表述是，“无论哪种意见所述铜石并用时代，都不能把它等同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即使是目前发现红铜器较多的齐家文化，也并不能纳入单纯的红铜时代。中国早期没有形成一个红铜时代，走了不同于亚欧其他国家的冶铜发展道路”[10]。
鉴于上述，东亚大陆是否存在铜石并用时代？如果存在，是否能早到公元前3500-前2500年这个时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一、由对“铜石并用时代”的异议说起
1980年代，严文明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概念。同时，他把铜石并用时代再分为两期：“仰韶文化的时代或它的晚期属于早期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属于晚期铜石并用时代”[2]。文中提出了“是否一开始出现铜器就应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的问题，作者的回答应是肯定的：“如果说仰韶文化早期的铜器暂时还是孤例，而且制造方法还不明了，那么仰韶文化的晚期显然已知道炼铜，至少进入了早期铜石并用时代”。目前，这一划分方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另一种划分方案是，“把发现铜器很少，大约处于铜器起源阶段的仰韶文化时期归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可把龙山时代笼统划归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也称新石器时代末期）”[3]。与此相类的观点是“仅将龙山、客省庄、齐家、石家河、陶寺、造律台、王湾三期、后岗二期及老虎山等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或文化类型视为铜石并用时代”。其理由是，“我们目前还不能仅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所产生的若干新因素去推想当时‘可能’或‘应该’有了铜器，所以，将一个实际上尚未出现铜器的时期也归并为‘铜石并用时代’应该说是名不副实的”[4]。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23] ，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
关于该墓所属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年代，1980-1990年代推断为约公元前3000-2600年[24]；本世纪初推断为约公元前2800-2500年[25]。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26]。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27]。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北方地区红山文化的用铜史，因测年工作的进展，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首先是凌源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原推断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约当公元前3000年前后[28]。后经碳十四测年，“炉壁残片的年代为3000±333～3494±340BP，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1000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29]。
除此之外，另两处关于红山文化铜器和冶铜遗存的发现则尚存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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